企業(yè)申請破產，為何卻被法院拒之門外?

 

　　今年兩會期間，政協一次小組會議上，當談起國企破產問題時，一家央企董事長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煩心事。

 

　　兩年前，這家央企下屬的一家西南地區(qū)的企業(yè)在重組失敗后，向法院申請破產。在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后，這家企業(yè)終于達到了《破產法》規(guī)定的破產條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業(yè)卻被“堵”在了法院門口，“進”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無奈之下，該董事長給省領導寫了封信，最終，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這家國企的破產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業(yè)辦‘出生證’容易，辦‘死亡證’難。”這家企業(yè)的故事引發(fā)了政協委員們20分鐘的討論。

 

　　“法院受理破產案件，費時費事不討好，影響結案率，所以沒有積極性。”說起破產二字，一位政協委員一臉無奈。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坤成處理破產案件長達16年，在他所處理的案件中，部分國企破產程序長達兩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業(yè)難，清理國有僵尸企業(yè)更難。

 

　　企業(yè)敢破產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業(yè)破產法(試行)》出臺，但該法僅適用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yè)，而且是試行。2006年，新《破產法》頒布，不僅實現了不同類型企業(yè)破產在法規(guī)上的統一，還給企業(yè)破產設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個窗口。但專業(yè)人士發(fā)現，破產法有了，破產案件卻少了。

 

　　數據顯示，2007年，企業(yè)破產案4200件，隨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減少至2100件。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注銷的企業(yè)數量對比，進入司法程序的企業(yè)破產案件數量較少。

 

　　中國政法大學企業(yè)重組與破產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組數據：我國適用破產程序案件的數量不足美國的0.2%和歐盟國家的1.16%。我國2014年每千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的數量僅為0.11戶，明顯低于歐盟平均70戶的數量。

 

　　有法學界人士認為，數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請破產的企業(yè)少，也包括有的企業(yè)被一些法院拒之門外。“不是法條有問題，而是運用當中出現了問題。”在趙坤成看來，這首先反映出一個不能規(guī)避的問題：審判力量不足。

 

　　“破產案件涉及多部法規(guī)，如公司法、證券法……對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趙坤成說。

 

　　“還有法官內部考核問題”，在近期發(fā)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對辦理破產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產案件。”新《破產法》對案件受理作出了相應的限期規(guī)定，但趙坤成發(fā)現，自己遇到的案子極少能在期限內立案。

 

　　一位有多年審理破產案件經驗的法官告訴記者，法院受理企業(yè)破產案件數量的減少，既有外部環(huán)境問題，也有法院內部問題。

 

　　“一些法院的考核體系是以數量論英雄，辦一個破產案件可能要花幾年時間，這影響法官去處理企業(yè)破產案件的積極性。”在這位法官看來，越是沒人愿意受理，問題就積得越多;問題越多，法院處理就越難。“這逐漸形成一個惡性循環(huán)。”

 

　　趙坤成說，按規(guī)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業(yè)的企業(yè)申請破產時，才需要最高院批準。“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產案件再上報給上級法院。”“法院考慮的問題比較多，土地、人員，甚至還有企業(yè)是否假破產的問題。”

 

　　有人對立案登記制度的實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決這種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說，去年5月1日，《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施行，立案登記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國拉開，但這兩個文件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破產案件是否也實行立案登記制。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的理由之一，是“破產案件受理后，債務人的財產和營業(yè)事務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債務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響，故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

 

　　趙坤成寄望于法院“破產庭的建立”，希望這能為僵尸企業(yè)破產打開一條通道。

 

　　今年2月，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僵尸企業(yè)”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在杭州召開，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杜萬華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產案件審判庭，加強破產審判隊伍專業(yè)化建設。

 

　　趙坤成表示，現在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產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產庭，會有利于破產案件的受理。“趨勢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個過程。”

 

　　政府哪些該管 哪些不該管

 

　　趙坤成發(fā)現，在破產過程中，國企很難給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產路徑選擇上，是清算還是重整?企業(yè)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較勁”得厲害。去年他接手了一個案子——一家央企申請破產，就出現了企業(yè)主管部門和當地政府“打架”的現象，主管部門想清算，地方政府堅決不同意：必須重整!

 

　　考慮到稅收和就業(yè)，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希望企業(yè)“活”下來。最后，地方政府贏了。在清算還是重整這個問題上，企業(yè)足足耗費一年，法院因為沒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沒立案。

 

　　趙坤成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和民企不同，國企破產不是債權人和股東點頭，法院就能受理，還需要上級主管部門、地方政府的批復，還要求有企業(yè)維穩(wěn)的預案等。

 

　　盡管新《破產法》實施后，為了讓一些僵尸企業(yè)順利進入破產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對員工多、小額債權人多、股東多的企業(yè)，政府在維護穩(wěn)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認為，許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績需求或為了保持與主要信貸銀行的“優(yōu)良信用”關系，對僵尸企業(yè)采取各種幫扶救治措施，“借新還舊”，財政輸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幫助它們獲得銀行貸款。

 

　　趙坤成認為，在國企破產問題上，政府首先要解決好和法院的分工問題。“法院做程序上該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選擇和重組方選擇上。”

 

　　在李曙光看來，盡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產管理人名錄并通過搖號選取破產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還是通過政府機構主導的清算組來應對破產問題。政府介入在個案中或許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圍采用，就意味著破產的非市場化運作，造成了破產程序運轉專業(yè)性不強，擠壓了市場中介組織發(fā)揮作用的空間。

 

　　他建議，相關國資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應在金融機構、國有企業(yè)匯集一批專家型企業(yè)家，更應以開放心態(tài)引進民企與戰(zhàn)略投資企業(yè)家介入僵尸企業(yè)的拯救與處置。

 

　　“資產處置不當，可能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還可能造成資源浪費，不能有效盤活資產，無法充分發(fā)揮資產的造血功能。”趙坤成認為，國有資產的處置，在新法沒有出臺之前問題很多，現在的總體趨勢是越來越規(guī)范、嚴格，問題也在減少。

 

　　“雖然問題少了，但形勢仍然嚴峻，要多考慮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問題、行政審批與司法裁判的沖突問題、國資監(jiān)管與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協調問題。”趙坤成告訴記者。

 

　　他認為，在安置員工問題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動。“一涉及員工，問題就特別復雜。”比如，沒有簽合同的員工算不算國企員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員工欠薪欠保的問題如何解決?“法院一般只看企業(yè)有沒有相關的處置預案，還有就是政府給不給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央財政將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

 

　　趙坤成建議，這筆錢應該優(yōu)先給實施破產清算的企業(yè)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維穩(wěn)預案的制定、安置補償等。”

 

　　盡管嚴格來說，破產是市場化的選擇，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對于國企的破產，李曙光認為，現在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對下崗職工進行再培訓，幫他們再就業(yè)。

 

　　國企破產處理要提高效率

 

　　國企破產周期長，有的長達兩年甚至更久。這在法學界看來并不奇怪，因為國企面臨的困難，往往比民營企業(yè)多。

 

　　比如對重整方案的選擇。趙坤成說，國企要重整，誰來接盤很重要，這不僅要看是來自哪個行業(yè)的企業(yè)，還要看企業(yè)的資產規(guī)模、營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幫地方政府承擔社會責任。

 

　　在資產處置上，一些老國企，資產來源“五花八門”，很難界定。

 

　　在債權人的利益保護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國企的債權人可能有銀行、供應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貸。還債資金的來源從哪兒來，這是法院要考慮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慮的。”趙坤成認為，每個債權人的訴求都不一樣，而且涉及現金、股票、股權等。

 

　　李曙光認為，破產法已運行9年，還有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適應的地方�？梢越梃b一些國家管理破產事務的經驗，設立破產管理局。“建立破產管理局是國際上比較成熟的經驗，它是專門處理破產問題的機構。”

 

　　此外，李曙光發(fā)現，破產制度在運行中存在地方保護主義，政府干預破產市場化運作機制的程度較深。這就要求政府在政績考核制度上調整，打破以往的政績預期，引導地方政府從長遠利益出發(fā)作判斷，積極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趙坤成認為，在新破產法實施過程中，有很多規(guī)定還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實施。比如法律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zhí)行程序應當中止。

 

　　比如，有房產的企業(yè)在申請破產前往往已經有民事訴訟，相關法院對房產進行了凍結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個法院。”按照破產法規(guī)定，企業(yè)破產申請被受理后，這些法院應該主動解除查封。但趙坤成發(fā)現，實踐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過協調解決，“浪費審判資源。”

 

　　另一個涉及效率的問題是，破產案件的處理時間，對于一些國有上市公司十分關鍵。比如上市企業(yè)因為凈資產為負被停盤，要想恢復上市必須在下一個會計年度轉為正，如果在下一個年度，資產由負轉正，就需要企業(yè)在做年度報表之前把破產重整的流程走完。“這有時間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決策過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國企有時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內完成這個工作，是一個問題。”趙坤成說道。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祝波善更關注的，則是僵尸國企是通過兼并重組，還是通過破產重整完成改革。

 

　　當前中央撥款的1000億元，應該給哪些企業(yè)先用?趙坤成說，在處理僵尸企業(yè)的問題上，千萬不要從上到下下指標，通過上報的方法或許更好。

文章摘自《中國青年報》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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