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jié)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是人民群眾十分關切的重大問題。有一種主張認為，可以通過瓜分、肢解國有企業(yè)來實現(xiàn)“分配公平”。這種主張實質上是扭曲分配制度的正確方向，不僅解決不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而且勢必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甚至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一、“國富民窮”是一個偽命題

　　那些主張瓜分、肢解國有經濟的人提出以“國富民窮”作為分配改革的前提，實際上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偽命題。

　　首先，我國還不能說已達到“國富”的水平。現(xiàn)在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數(shù)據，2011年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0年對11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進行了分析評估，評估的指標體系包括領土與自然資源、人口、經濟、軍事、科技五個直接構成要素，以及社會發(fā)展、可持續(xù)性、安全與國內政治、國際貢獻四個影響要素，中國僅排名第七位�，F(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綜合國力課題組”發(fā)表的《綜合國力評估系統(tǒng)（第一期工程）研究報告》分析，目前在美、日、中、俄、德、法、英7國中，中國的綜合國力值居7國之尾，約占美國的1/4，法、英、德的1/2，俄羅斯的2/3。這些分析雖然是一家之言，但總體上與目前世界的現(xiàn)狀是吻合的。

　　其次，“民窮”這一籠統(tǒng)提法掩蓋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一方面，中國富豪人數(shù)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中國還有大量的人口處于貧困狀態(tài)。中國科學院最新完成的《2012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報告》提出，中國發(fā)展中的人口壓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標準貧困人口仍有2688萬，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中國還有1.28億的貧困人口。從總體上來看，我國整體生活水平確實還比較低，需要進一步提高，特別是要通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促進分配公平。

　　再次，不能把“國富”等同于“國有企業(yè)”“富”。國有經濟不能等同于全部國有資產，包括顯性資產和潛在資產。顯性資產分存量資產和增量資產。存量資產中又分為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只占存量資產的1/3左右，而非經營性資產中包括財政資產、國防資產、公共設施的資產、行政和事業(yè)服務性資產及其他固定與非固定資產（如福利基金等）。增量資產除國有企業(yè)外還有財產收入、各類捐贈和國際援助等。潛在資產包括國土資源、科技研發(fā)的新資源、尚未開發(fā)的資源，如土地、礦山、河流、海洋、空氣等。任何國家如不擁有這些國家資源，就無法生存和發(fā)展。在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yè)為載體的國有經營性資產是公有制為主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這部分資產的份額現(xiàn)在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二、初次分配不公的主要來源不是國有經濟

　　治病關鍵是找準病根。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科學的方法是把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度（差距倍數(shù)）和差距的廣度（涉及人數(shù)）綜合起來，找出一個統(tǒng)一的指數(shù)，再作比較。我們提出一個衡量影響收入差距擴大的綜合重度系數(shù)，包括三個內容：（1）把各因子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度和影及人數(shù)的廣度綜合計算；（2）綜合后進行比較，排出高低順序；（3）按權重折算成百分比，按統(tǒng)一的指數(shù)在同一個框子內再排序，考察各個因子影響的程度，從而廓清造成分配收入差距擴大成因的整體結構。簡言之，綜合重度指數(shù)就是基于對影響收入差距擴大的諸因子綜合深度和廣度而得出權重進行排列的指數(shù)。

　　以2004—2007年的數(shù)據計算，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四個因子所占的權重分別是：行業(yè)差距為2.37%，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為32.94%，區(qū)域差距為18.15%，私營企業(yè)主與雇工（大部分是農民工）收入差距為46.50%(楊承訓：《“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經濟學解析》，《經濟學動態(tài)》2008年第1期)。其中私營企業(yè)因素造成的不公平接近一半，權重最大。

　　幾年過去了，情況又怎樣呢？2011年1月18日，全國工商聯(lián)公布的《中國中小企業(yè)職工工資狀況調查》顯示，2009年全國城鎮(zhèn)私營企業(yè)從業(yè)人員的平均工資為18199元，是城鎮(zhèn)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的55.6%,比2008年下降了2.8個百分點。一線普通職工工資水平更低，大部分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波動。很多私企就以最低工資作為正常工資的標準。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中小企業(yè)職工工資的增速跟不上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速。2009年城鎮(zhèn)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2%，而私營單位就業(yè)人員的年均工資僅增長了6.6%。 私營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員工的年平均工資高低比為0.52∶0.6∶1。私企最低，國企最高，相差約1倍。

　　一些學者通過生存工資和實際工資的比較，發(fā)現(xiàn)長期以來中國不少私有企業(yè)工人工資遠低于生存工資水平，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勞動者自身承擔。因此，工資過低和勞動超時成為這些私有經濟發(fā)展模式的雙生兒，不僅導致私有企業(yè)贏利能力虛高，而且限制了整體經濟內需的擴大和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私有企業(yè)承擔社會欠賬后，其實際贏利能力將顯著低于國有企業(yè)，部分私有企業(yè)將不得不在市場機制中遭到淘汰；同時，工人工資達到生存工資水平每年將會創(chuàng)造3%-5%的GDP增長。有的私企只用年輕的工人，用幾年就換掉，根本沒有社保之說。為何東部私企缺少工人？主要是工資福利水平低。

　　與此同時，也決不可忽視腐敗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問題，它的危害相當嚴重。

　　由此看來，國企的存在和運行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因。而且，國企中職工收入平均比私企職工高50%以上，社會保障機制也比較健全。拿國企作為收入分配不公的靶子，會掩蓋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三、在中國瓜分、肢解國有企業(yè)必將導致歷史性災難

　　黨的十八大報告重申：“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國有經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毫無疑問，國有企業(yè)必須深化改革，包括改革經營人員的收入。但改革是使之改好，而絕不是改掉。我國目前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中，國有企業(yè)起著主導作用，在多種經濟成分發(fā)展中它是“老大”，就是共和國的“長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沒有全民所有制經濟，我國就沒有一種經濟成分來實現(xiàn)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沒有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力量。第二，國家宏觀調控失去微觀基礎和基本根基，我國就會失去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強大物質實體。第三，國家損失了國有企業(yè)所擁有的實力雄厚的資源，就會失去合理開發(fā)利用自然資源為民謀利的存量資產和。第四，國家不再有質量高、規(guī)模大，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強、技術裝備好、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的特大型企業(yè)，提高國民經濟素質和質量也將成為一句空話。第五，國家失去按勞分配的基礎，我國就更不可能談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了。第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xiàn)，經濟是政治的立本之基。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國有經濟就沒有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中國共產黨不僅無法執(zhí)政，而且還會變質。第七，沒有國有大型企業(yè)，我國就無力參與國際競爭，更無法抵御跨國企業(yè)對我國重要行業(yè)的壟斷，國家經濟安全根本無法保證。第八，沒有強大的國有企業(yè)，我國也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國防，富國強軍之路就會落空，甚至連國家主權也無法切實保證。

　　根據劉國光先生的研究，2002、2003、2004年國有和集體經濟工業(yè)產值和占當年工業(yè)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為24.27%、19.64%、15.00%。2009年工業(yè)總產值為548311.4億元，其中國有經濟為45648.02億元、集體經濟為9587.29億元，分別占工業(yè)總產值的比重為8.33%、1.75%，二者加起來占比僅為10.08%。如果再砍去30%—50%，那就與西方各國基本相似，兩極分化將進一步加劇。如俄羅斯的私有化就產生了七大私人壟斷集團，GDP降低50%。

　　新自由主義者動輒拿西方作為“楷模”向中國人“示教”，實際上即使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fā)展史上，國有經濟分布的領域也并不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和自然壟斷等“市場失靈”的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出現(xiàn)過多次國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國有企業(yè)，涉及了石油、煤炭、電力、鋼鐵、鐵路、公路、港口、民航、電子、宇航、汽車、飛機、銀行、保險和公共服務等多個部門。1979年，英國國有企業(yè)的營業(yè)額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5%，投資額占英國投資總額的20%。1982年，法國53%的公司資本控制在了政府手中。聯(lián)邦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國的國有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國有經濟在許多重點經濟部門取得了支配地位。在發(fā)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分布則更為廣泛，不僅分布于電力、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行業(yè)中，而且廣泛存在于商業(yè)、服務業(yè)、建筑業(yè)、制造業(yè)等一般性行業(yè)，一些國家的國有經濟效益超過了非國有經濟。（程恩富、鄢杰：《評“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論”》，《管理學刊》，2012年第3期）上世紀80年代私有化浪潮后，國有經濟大幅減少，但失業(yè)率大幅增加，特別是社會福利負擔越來越重，成為歐洲債務危機的原因之一。難道我國能重蹈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覆轍嗎？

　　四、用瓜分國有資產彌補社�；�金等于飲鴆止渴

　　愈演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啟示我們，國家全包“從搖籃到墳墓”的辦法搞社會福利，表面上一時對群眾有好處（為爭取選票），長期下去是自掘墳墓，因為財政稅收是來自百姓。羊毛出自羊身上，最終還是百姓負擔，而中間最棘手的則是現(xiàn)任政府。由于負擔過重，不得不一屆推一屆，到頭來走投無路，反倒激起社會動蕩。即使讓國有企業(yè)增加稅收，總量資產存量越來越少，最后把國有資產都用盡，也難以應對迅速加重的老年社會負擔。這是一條死胡同，我們是斷然不能重走的。

　　對于我國來說，這樣做會使問題更加突出。中國人口多，又迅速未富先老，社會開支愈來愈大，如果國有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國有資產的支付能力就會進一步降低。這就會形成社會福利支出年年增加，而支撐它的國有資產年年減少，兩種趨勢齊頭并進，就會陷入惡性循環(huán)，最終有一天會出現(xiàn)社保來源無法保證的災難。

　　正確的辦法應當是：一方面循序漸進積累；另一方面多渠道匯集，不要幻想一下子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而應優(yōu)先化解分配最不公平的問題，然后逐步深入配套。

　　從我國實際出發(fā)，巨大的社會福利基金，國企可以多承擔點，但要顧及它的承受能力和擴大再生產需要，決不能竭澤而漁。可考慮的路子是“七渠匯江”，即用七種渠道分多年匯集社保基金：（1）國家財政拿20%—25%（如增加遺產稅、移民稅、資源稅等）；（2）各類企業(yè)拿20%左右，也可采取繳納社會保障稅的辦法；（3）勞動者個人拿20%左右（逐年積累）；（4）社會基金投資增加20%左右；（5）慈善企業(yè)拿2%—5%左右；（6）其他社會捐贈、國際捐贈等占5%左右；（7）老人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多年分期推入（最終收歸銀行）交2%-5%左右。在社保之外，還有商業(yè)人壽保險作為補充。這樣就可以積少成多，不會形成國家一時的重大負擔。鄧小平說過：歐洲發(fā)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yǎng)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xiàn)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yǎng)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yǎng)老人。因此，家庭也要對養(yǎng)老有所擔當，不能完全推給社會。從根本的措施上考慮，應當嚴格厲行節(jié)約，從節(jié)約中大幅挖掘潛力。如果每年節(jié)省出1-2萬億元，拿出其中1/4，即5000億元左右用于社會養(yǎng)老，每個老人人均5000元，便能解決大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有長遠打算，制定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長遠大計。

　　面對我國不斷加劇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還應當改革退休制度。區(qū)別情況，提高退休年齡。當然，這要與擴大就業(yè)很好地結合起來通盤考慮。

　　黨的十八大報告所凸顯出的群眾最為關心的就是收入分配問題，報告指出，為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要“實現(xiàn)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報告提到“努力實現(xiàn)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是十八大報告的突出亮點，兩個“同步”體現(xiàn)出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所具備的特征。報告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將體現(xiàn)公平，體現(xiàn)“多勞多得”，把效率和收益結合起來，極大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報告中將對群眾最為關心的“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做了明確規(guī)定：“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農民，困難群眾，企業(yè)退休職工，工薪階層最低收入者，一向最為關注的企業(yè)退休職工將得到合理提資；“調節(jié)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過高收入將得到控制，“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打擊非法收入，使分配公平公正進行�！�

　　（本文章摘自2013年《紅旗文稿》第六期）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