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lián)社會出現(xiàn)危機。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先后打出了“民主化、公開性、改革與新思維”等口號，在不到6年的時間里，搞亂了蘇聯(lián)社會、搞垮了蘇聯(lián)經濟、瓦解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lián)總統(tǒng)一職，這也意味著統(tǒng)一的蘇聯(lián)國家不復存在。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自由派掌握了俄羅斯的國家大權。1992年開始，國家解體、政權更迭、制度更替，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一場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為標志的激進變革迅速席卷俄羅斯大地。

　　“私有化”是俄羅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臺重頭戲，是一場空前的財產“大分割”運動。幾年間，大規(guī)模、“閃電式”的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俄羅斯社會的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一度導致了“財閥橫行、寡頭參政”的局面。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激化了社會矛盾，助長了經濟犯罪和寡頭壟斷，貽害無窮，教訓深刻。

　　一、俄羅斯私有化的政治背景與思想動因

　　1991年底開始的俄羅斯私有化運動被認為是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私有化運動自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是繼俄羅斯“政權大革命”之后的一場空前的“社會財產大分割”運動。

　　俄羅斯私有化運動開始之初，改革派對私有化寄予了極大的希望。他們認為，私有化是改革的關鍵，是擺脫舊體制的根本。根據(jù)他們對西方教科書的理解，認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俄羅斯政府中一些年輕的改革派領導人認為，“私有制”的優(yōu)越性被人類幾百年的歷史所證明，俄羅斯必須踏上私有化的征程，才能最終融入“世界文明之林”。

　　俄羅斯年輕的改革派將建立私有制視為轉軌的主要目的和內容，為此可以犧牲一切，包括管理效益、收入等。被稱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俄羅斯私有化史》一書中寫道：“我過去和現(xiàn)在都認為，私人所有制在俄羅斯的建立是絕對的價值。而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有時候只能放棄某些經濟上的有效方案。這是不同度量的范疇。經濟效益是以一年、兩年和10年的時間范圍衡量的，而私有制則會在百年、千年和更長的時間中發(fā)揮作用”。（[俄]《新時代》周刊，1997年第48期，第10頁）

　　俄羅斯改革派將建立“私有制”視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寶，將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羅斯的“救世良方”和“靈丹妙藥”，建立了私有制，就能融入西方。丘拜斯提出，私有化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加速進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規(guī)，不考慮后果。因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并且要在幾年中用突擊式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數(shù)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蓋達爾和丘拜斯認定，必須把所有權從國家和官僚手中奪過來。

　　俄羅斯年輕的改革派極力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尋找理論依據(jù)。他們的幻想與西方自由派人士的主張不謀而合。盛行一時的所謂“華盛頓共識”推出經濟轉軌的模式，制定一個個可供模仿的樣板。按照美國哈佛大學謀士給東歐諸國開出的藥方，經濟改革無非是“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俄羅斯改革派認為，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會給俄羅斯大量的經濟援助。他們在設計經濟改革方案時，對西方的援助和貸款寄予了極大的期望。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紛紛將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程度作為提供貸款的先決條件，要求俄羅斯政府必須進行私有化改革。

　　二、俄羅斯私有化政策的出臺與偏頗

　　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后期，蘇聯(lián)內部政治混亂，社會經濟開始失控，實際上已經開啟了“非國有化”的大門。1990年前后，學術界開始討論私有化的問題。蘇聯(lián)解體為俄羅斯實施私有化提供了條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進私有化的國家財產委員會主席后，迅速擬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綱領。一個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這份綱領的主要條款被葉利欽以“總統(tǒng)令”的形式獲得批準并開始實施。由此正式拉開了俄羅斯私有化運動的序幕。

　　觀察俄羅斯國有資產私有化進程，可以發(fā)現(xiàn)俄羅斯私有化有以下幾個特點：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動因，而非經濟上的考慮。私有化成為新政權摧毀原制度經濟基礎的工具，必須再抓住政治機會，迅速將國有財產分配下去。丘拜斯在電視節(jié)目中宣稱：“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以至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俄羅斯私有化操之過急，“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是另一種形式的“斯大林主義”。

　　2.私有化法律準備嚴重不足。俄羅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依靠的是“總統(tǒng)令”和綱要，而不是靠法律進行。這樣可以繞開議會的抵制。私有化運動實際上加快了舊官僚和新權貴將手中“瓜分的社會財產”合法化的進程。

　　3.追求規(guī)模和速度，大規(guī)模、突擊式、閃電式地推進私有化。西方資本主義走過了幾百年時間，而俄羅斯改革派期望短時間內培育出千百萬私有者。英國一個大型企業(yè)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時間，而俄羅斯期望在一、兩年的時間突擊式完成15000家國有企業(yè)的私有化。

　　4.與其他國家不同，俄羅斯被私有化的是國有資產中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羅斯大型國有企業(yè)私有化過程中，一些資源、原料型企業(yè)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開采、冶煉，有色金屬、航空企業(yè)等等。

　　5.權錢交易泛濫，私有化的社會后果十分嚴重。私有化既沒有解決經濟上的收入、效益等問題，也沒能完成結構調整的任務。私有化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了財產的爭奪。私有化運動帶來大量消極的社會后果，引發(fā)了許多嚴重犯罪活動，造成社會財富兩極分化，損害了經濟和國家安全。

　　三、俄羅斯私有化的預計目標和實際結果

　　按照《俄羅斯私有化綱要》的規(guī)定，官方宣稱的私有化要實現(xiàn)以下7個重要目標：形成一個私有者階層；提高企業(yè)的經濟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會保障資金體系；促進國家財政狀況的好轉；提高競爭力、經濟非壟斷化；吸引國外投資；為私有化創(chuàng)造條件、建立良好的組織體系。

　　然而，私有化幾年過后，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實際結果與最初目標相差甚遠。私有化既沒有實現(xiàn)收入目標，也沒有達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實際上成為一些國有優(yōu)勢企業(yè)的“大拍賣”，為瓜分國有資產提供了機遇和依據(jù)，使少數(shù)人借機暴富，進而演變成“財團巨富和金融寡頭”。

　　1.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相反卻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俄羅斯社會中大多數(shù)意見認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未能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私有化收入也微乎其微，實際結果和幾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1992—1994年兩年時間里，俄羅斯共計有64829個企業(yè)進行了私有化改造（《私有化（1996）：結果與結論》，[俄]《社會與經濟》雜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頁），占4年間私有化企業(yè)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據(jù)俄羅斯《真理報》的數(shù)據(jù)，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羅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0.02％—0.04% ,占預算收入的 0.13%—0.16%。

　　在俄羅斯“賤賣國企”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私有化為少數(shù)人提供了絕好的斂財機會，不計其數(shù)的國有財產被變相轉手或侵吞，削弱了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俄羅斯約有500家大型企業(yè)被以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企業(yè)的實際資產要達2000多億美元。莫斯科“吉爾”汽車制造廠資產總量約合10億美元，一家私人財團購得價格僅為400萬美元。后經營不善、負債累累，莫斯科市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收歸國有。莫斯科市化工進修學院的房產及設施價值約1億美元，被某公司僅以800萬盧布的價格購買。類似的例證很多，俄羅斯報刊經常披露。除有形資產外，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的流失更難以統(tǒng)計。

　　2.私有化未能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私有化后的企業(yè)與原國有企業(yè)的經營狀況相差不大，經濟效益差別不甚明顯。一些社會學調查結果顯示，在經營管理、勞動態(tài)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業(yè)與原國營企業(yè)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反倒是一些新出現(xiàn)的私營企業(yè)大大區(qū)別于私有化的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俄羅斯私有化：經濟行為與政治激情》，[俄]《經濟與管理》雜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頁）。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在一次對私有化的專門調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羅斯中央一級所屬的1666家機器制造企業(yè)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這期間，1992年生產下降幅度為11.5% ，1993年下降為14.9%，1994年竟達到43.9% 。

　　俄羅斯學者認為，僅僅改變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證經濟效益的提高。將“無主的‘公有’”變?yōu)?ldquo;少數(shù)人的‘私有’”只是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改革企業(yè)內部管理，加強市場調研，更新設備，改善工藝等都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

　　3.私有化損害了俄羅斯產業(yè)部門的競爭力。私有化過程中，由于國外產品、特別是西方舶來品的沖擊，俄羅斯企業(yè)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場。機械產品生產連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達45%，日用消費品生產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羅斯80%的食品依靠進口。

　　在反壟斷方面，“反壟斷”的旗號被用來當作利益均沾、你爭我奪的掩護。由于某些反壟斷措施操之過急，結果破壞了原有的經濟聯(lián)系，特別是對農工綜合體、森林工業(yè)和冶金工業(yè)等部門的負面影響巨大。一些有利可圖的石油工業(yè)、航空運輸和原料部門等分離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統(tǒng)一的“蘇聯(lián)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但俄羅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門仍為特大型金融工業(yè)集團或私人財團所控制。

　　4.私有化吸引外資效果微乎其微。在吸引外資方面，俄羅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顯。1994年正值俄羅斯私有化的高潮時期，1994年前9個月的外國投資僅為7.68億美元，而1993年為29.2億美元。而1995年估計僅私有化企業(yè)改造所需要的費用就達1500億—2000億美元。不少外資、特別是金融“游資”投放到證券市場。多數(shù)外國投資集中在那些利潤豐厚的原料采掘部門。幾年來，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勘探和開發(fā)領域的國外投資成倍增長，而機器制造、建筑業(yè)的外資增長卻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羅斯問題專家認為，外資不十分“青睞”俄羅斯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俄羅斯國內政局不穩(wěn)；二是外國投資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由于治安狀況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響了外國企業(yè)在俄羅斯的投資。據(jù)美國企業(yè)家透露，在俄羅斯經營的外國企業(yè)，要把總收入的10％－20％拱手交給犯罪集團。

　　幾年來，西方在俄羅斯的投資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蘭為326美元，在智利為585美元。截至1995年以前，根據(jù)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的資料，在私有化過程中，外國投資者購買股票只占總額的10％。

　　5. 私有化惡化了社會局勢，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嚴重。1994年6月底，葉利欽總統(tǒng)宣布俄羅斯已有70%的工業(yè)企業(yè)實行了私有化，俄羅斯社會4000萬人成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會學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shù)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處的只有70萬人到90萬人，最后能夠分搶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極少數(shù)，這就是金字塔頂尖上那不足2000人。

　　1993年4月份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有15%的被調查者認為“證券私有化”能使自己變?yōu)樗�有者�?993年底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卻降至9.6% 。與此同時，俄羅斯64%的居民認為私有化只不過是“政治手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為大多數(shù)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無法參與企業(yè)管理，而取得紅利的人數(shù)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開始收取“分紅”，實際上由于企業(yè)大部分停工或開工不足，“股東”已名不副實。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shù)=10000盧布。兩年后變?yōu)椋?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1公斤香腸。

　　在社會心理方面，大多數(shù)人不認為分得的是國有財產，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補助”，或是一張“彩票”。俄羅斯學者指出，這種“平均分配”國家資產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欺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經濟上也是徒勞無益的。大多數(shù)居民沒能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者或所有者”。隨著“大眾私有化”階段的結束，“貨幣私有化”的開始，俄羅斯一些“油水”企業(yè)紛紛拍賣、招標，絕大部分居民更是無緣，只能做“看客”。

　　俄羅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會政治目的是剝奪官僚機構手中的“國家財產支配權”，造就新的所有者階層。而私有化的結果卻是，舊官僚、影子經濟成份等才是真正的贏家。

　　6.私有化嚴重損害了俄羅斯國家安全。俄羅斯有關部門認為，私有化綱領中沒有顧及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結果是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局勢緊張，嚴重影響了國家和社會安全。

　�。�1）損害了經濟安全。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報告中指出，私有化非但沒能使轉軌政府的預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國家失去了對一些大型企業(yè)、甚至工業(yè)部門的控制。俄羅斯幾年的實踐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領域，往往正是利潤豐厚、前景誘人的部門。俄羅斯境內外的灰色經濟勢力的目標從港口指向陸地，從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屬等原料部門，航空和軍工企業(yè)都成為各種資本勢力爭奪的對象。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報告顯示，俄羅斯2/3的具有豐富資源和經濟潛力的地區(qū)已被各種灰色經濟勢力、黑手黨組織所控制，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2）威脅國防安全。俄羅斯私有化的后期提出，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國防工業(yè)企業(yè)一般不納入私有化的范圍。重要軍工企業(yè)私有化的名單由政府和議會審查決定。但俄羅斯安全情報部門的報告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外國商人直接或通過俄方公司購買軍工企業(yè)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資企業(yè)等形式，竊取尖端技術，達到進入或控制這些企業(yè)的目的。類似的現(xiàn)象在航空航天、導彈制造等軍工企業(yè)尤為普遍。

　　（3）導致社會沖突、危害社會安全。私有化導致了俄羅斯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俄羅斯社會最高階層平均收入是最低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比為27∶1。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差別不僅表現(xiàn)在工資收入上，而更多地體現(xiàn)在占有財富和資產的多寡上。隨著資本收益幾何級數(shù)的增長，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分化將更為嚴重，勢必激起社會大多數(shù)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的緊張狀態(tài)。另一方面，私有化過程中，企業(yè)改組、破產數(shù)量增多，使得俄羅斯社會已十分嚴峻的就業(yè)形勢更加惡化，特別是在一些工業(yè)企業(yè)較多的地區(qū)城市失業(yè)人口劇增。僅1996年俄羅斯失業(yè)人數(shù)為670萬人，約占整個社會有勞動能力人口的9.1% 。

　　7.私有化引發(fā)了嚴重的社會犯罪。伴隨著大規(guī)模的經濟私有化，俄羅斯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經濟領域犯罪猖獗。俄羅斯內務部及總檢察院的報告中一致認為，經濟私有化領域犯罪形勢最為嚴峻。1997年，時任政府副總理兼內務部部長阿·庫利科夫認為，私有化中損公肥私現(xiàn)象嚴重，灰色交易盛行。俄官方內部資料顯示，僅1996年，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記在案。而自私有化運動開展以來，共發(fā)案30000余起。1997年初，俄羅斯聯(lián)邦內務部將一份題為《俄羅斯聯(lián)邦反經濟犯罪和貪污的情況與措施的報告》提呈葉利欽總統(tǒng)，報告中援引俄羅斯科學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約有55%的資本和80%有表決權的股票落入俄境內外犯罪集團手中。

　　私有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犯罪活動是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以及欺詐行為等。更為嚴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門——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丑聞”不斷。據(jù)《俄羅斯與獨聯(lián)體經濟新聞報》，僅1996年就有152位該部門官員，6000名負責拍賣、招標的人員被檢察機關起訴。近年來，俄羅斯私有化、特別是一些特大型石油企業(yè)的拍賣已成為政治經濟生活中斗爭的焦點。

　　觀察俄羅斯私有化的進程，可以得出結論，私有化沒有帶來經濟發(fā)展和企業(yè)效益的迅速提高，相反卻引發(fā)了財產爭奪戰(zhàn)，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一些工業(yè)部門衰落，經濟衰退。私有化后，俄羅斯航空制造業(yè)的生產能力只有原來的12％—15％。以前每年生產400架各種類型的飛機，現(xiàn)在生產量大大萎縮，每年不超過20架。俄羅斯的有色金屬業(yè)基本被外國籍的俄羅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羅斯經濟的損失相當于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損失的2.5倍。

　　私有化給俄羅斯經濟和安全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的同時，還導致了十分嚴重的政治斗爭和社會沖突，引發(fā)了大量社會問題。

　　作為一場疾風驟雨式的財產爭奪戰(zhàn)，私有化觸及到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改變了社會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在許多俄羅斯居民看來，又是“一場改革鬧劇”。“公平分配社會財產”的迷霧漸漸散去，俄羅斯老百姓發(fā)現(xiàn)，身邊的少數(shù)人一夜之間暴富。一些資深的社會學家指出，在這場以“私有化券”為賭注的賭局中，大多數(shù)百姓是輸家，普通人“當家作主”情況更少。真正的贏家是原廠長經理階層，還有一些暴發(fā)的地下經濟勢力。

　　俄羅斯私有化一開始就伴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每項私有化綱領的出臺都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論的焦點。私有化不僅引起左翼反對派的抗議，而且導致自由派內部的分裂。當然，俄羅斯經濟私有化最嚴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一些私人財團，豢養(yǎng)了少數(shù)金融寡頭，這也是葉利欽遺留下來的最沉重的政治遺產。

　　私有化開始以來，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地方官員、執(zhí)法部門、學者以及普通居民對私有化的指責不絕于耳。俄羅斯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私有化結果和其他改革措施一樣，都未達到預期目的。私有化本應防止國家資產控制權落入官員們手中，但事實上，私有化后許多官員卻合法地掌握了這些資產。私有化并未造就廣泛的私有者階層，但卻形成了一小撮國家資產繼承者。私有化非但沒有克服反而強化了經濟的壟斷。國家反壟斷政策根本沒有奏效。一些“橫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業(yè)集團比原國家性質的集團更缺乏責任感、更具威脅。

　　俄羅斯私有化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財團控制經濟、寡頭參與政治”。特別是1996年寡頭出資贊助葉利欽連任后，部分寡頭變本加厲，向當局要求政治回報，甚至進行要挾。少數(shù)財團乘機控制新聞媒體，借機操縱政治，分享權力，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怪胎”。

　　俄羅斯私有化暴露出的問題不僅激怒了俄羅斯百姓，而且也為西方學術界所不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學俄羅斯經濟問題教授馬歇爾·格德曼等多次對俄羅斯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運動提出批評。喬治·索羅斯把俄羅斯經濟制度定義為“掠奪式資本主義”、“強盜式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索羅斯幾次在公開的場合直面俄羅斯新生寡頭，咒罵他們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盜竊”。他說：“俄羅斯已從蘇維埃制度的一個極端走向了一種恣意妄為的、更近于掠奪性的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極端。”這位美國金融大亨對“俄羅斯寡頭這種粗暴野蠻和兇惡貪婪的行為”感到震驚， “國家瓦解了，而每個人都在千方百計偷竊國家的財產”。索羅斯認為，丘拜斯推動的私有化是為了將“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變成合法的資本主義”。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20期《紅旗文稿》，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